一、專名文化每一種語言都有專名，專名作為一種文化載體，集中體現了某一民族的特有文化。專名表示物體或概念的特有名稱，與普通名詞相對，包括人名，地名和其他專有事物名稱等等3[.]
1.地名文化陶淵明《飲酒》中有這樣一句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在這句詩中的“南山”，德語譯者Babara Maag女士按字面意思直譯為“Südberg”。其實在第一句詩“結廬在人境”中，陶淵明就指出了他所在的地點“，廬”指的是我國的江西廬山。譯文中則并沒有體現出來，而是將第一句話意譯為“Ich brauche meinHaus inmitten der Menschen Bezirk”。其實，詩中的“南山”實指的是南山中的一高峰—南嶺，其背后還有著更深的文化含蘊。此時詩人陶淵明隱居在廬山，由此想到了秦末隱居商山的四位聲名顯赫的隱士“商山四皓”，又稱為“南山四皓”4[。]詩中還出現了其他好幾個地名，比如黃河（Gelber Fluss），黑山（Schwarzer Berg），燕山(Yan Berg)。黃河是一條孕育中華民族燦爛文明的母親河。它的名字就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特色。最早黃河被稱為“河水”，隨后它的名字歷經了“上河”、“中國河”、“九河”、“大河”。到了西漢，由于河水中的泥沙含量增多，有人稱她為“濁河”或“黃河”，但沒有被普遍認可，一直到唐宋時期，黃河這一名稱才被確定下來。所以此后“黃河”一詞都按照其字面意思約定俗成地譯為“Yellow River”(英語)，“LeFleuve Jaune”（法語），“Gelber Fluss”（德語）。
2.人名文化由于文化差異,不同文化的姓名各有其特點,形成了各有特色的人名文化，所以他們的命名方法及歷史淵源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中文人名有下面幾個方面的原因:①與中國歷史事件有關；②與自己出生的季節，時間等因素有關；③與父母期望有關，多選用的是一些吉利文字。因此,我們在翻譯人名時不只要注意其發音,必要時可以稍做解釋。而西方國家的人名在多年的積累發展中已經很少有變化了。孩子的名字一般就在一些常用名的范圍內，它們大多出自圣經或者希臘羅馬神話里的故事[5]。《木蘭辭》（Gedichtüber Mulan）這首詩中的“木蘭”指的就是一位女子。木蘭在我國歷史上確有其人，是中國南北朝時期一個傳說色彩極濃的巾幗英雄。木蘭其實也是一種花的名字，喻示女子姣好的面容。因此,在翻譯人名時,我們應反映其文化背景的前提下一般采用音譯的方法,特殊情況采用音譯加注釋的方法。
3.其他專名文化《木蘭辭》是南北朝時期的一首民間敘事詩。所以詩中有很多具有文化特色的專有名詞。比如可汗，尚書郎等等?？珊故俏覈糯恍┥贁得褡遄罡呓y治者的稱號[6]。德語中“der Khan”這個單詞有其相應的文化概念。杜登辭典里對der Khan這個詞的解釋是“Titel von Mong,Türke Herrscher”[7]。可汗大點兵———Der Khan ruft die Soldaten zusammen尚書郎是中國封建時代的一種官名，指的是尚書省的官。尚書省是古代朝廷中管理國家政事的機關，掌管宮廷里的文書奏章[6]。譯者Babara Maag女士并沒有采用音譯加注釋的方法，而是將此官名翻譯成了德語讀者熟悉的“Ministerposten”（政府的部長）。木蘭不用尚書郎---Mulan braucht keinen Ministerposten此外，詩中有一句詩“萬里赴戎機”，其中的“里”是中國傳統的長度單位，一里等于五百米。譯者通過直譯加音譯將“萬里”翻譯成zehntausend Li，其實這里的“萬里”是虛指表示距離遙遠，而德語中表示距離單位的詞語“Meile”含有多重意思，比如englishe Meile(英里),Seemeil（e海里）等等。具體說來1 Meile=3.218688 Li，如果真的翻譯時將長度單位換算到精確數字，那么詩的美感就蕩然無存了。
二、植物的文化含蘊“菊花”在杜登辭典里解釋是“Chrysantheme，Goldblume alsZierpflanze von Korbblütler gew chsen mit meist gro en,strahlenfrmigen Blüten,die sp t im Herbst im Garten blüht”[7]。菊花是中國的傳統名花，被譽為“花中四君子”之一。它因在秋冬開放，具有凌霜耐寒，清香飄逸等特點，象征著“堅毅，清雅，淡泊”。所以我國古代文人都喜歡用菊花喻人，贊美人的高潔情操。在《飲酒》這首詩中“采菊東籬下”（Am Ostzaunpflücke ich müoig Chrysanthemen），詩人就是借此明志，表達超脫、漠然的態度。在翻譯時，如果目的語的讀者不了解其中的文化內涵，也就不能真正理解這首詩的本質。
三、習俗文化
習俗文化是在日常社會生活中和人際交往中由民族的風俗習慣形成的文化[8]。詩中的“爺”“，阿爺”都是中國古代對父親（der Vate）r的一種稱呼。大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Der Vater hat keinen groenSohn.Mulan hat keinen lteren Bruder。貼花黃是中國古代流行的一種女性面部裝飾,一種化妝方式。黃色的花粉制成粉料，用以化妝[6]。當窗理云鬢，對鏡貼花黃。———Gegenüber dem Fensterfrisiert sie sich ihr Haar.Vor dem Spiegel tupft sie Blütenpuder auf。紅妝不能按字面理解認為是化紅色的妝容，實際上它是指女子的艷麗裝束。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Altere Schwester hort,jüngere Schwester komme.Legt sich rote Schminke auf gegenüberder Tür因此德語譯本中將其翻譯為“rote Schminke”（紅色的妝容）沒有體現其背后的習俗文化。小結本文通過兩首古詩德漢版本的對照，簡單探討了中國詩歌的德語翻譯中的文化體現問題。但是從文化與翻譯的關系上來說，長久以來翻譯界對詩歌的翻譯還存在著可譯與不可譯的爭論。詩歌不可譯的觀點認為，詩歌精煉含蓄，富于想象，所以難點在于其獨特韻味和風格。詩歌翻譯的過程也是譯者對這首詩的理解與評析，這樣就不利于了讀者對原詩的理解。有些專家甚至極力反對對詩歌進行徒勞的翻譯。實際上，詩歌的翻譯中沒有絕對的可譯性或是不可譯性“，詩歌的翻譯本身并不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行為,如果我們譯者具備豐富的知識并能熟練地運用兩種語言,詩歌的翻譯也并不是一件難事了”[9]?？傊?，詩歌翻譯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翻譯時應該注重文化內涵信息的對等，超越文本形式看內容本質，采用靈活的翻譯原則來達到文化傳真的效果。這樣既可以適應讀者的文化認知水平和認知能力，也可以傳達出原文的深層文化信息，有利于文化的接受與傳播[10]。
